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生於1919年，是中國儒家思想史研究的巨擘。1953年，狄教授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其後便留校教授中國思想，並從事儒家的研究。1990年，狄教授榮退，但退而不休，依舊勤著不輟，並且利用時間教學。狄教授撰寫或編輯的專書達三十本以上，乃美國儒學的開創性人物，對舉世儒學更是貢獻卓著。1960到1966年，狄教授任哥大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主任，1971至1978年間，擔任哥大副校長。此期間，他並在1969-1970年間出任美國亞洲學會會長。雖然如今已年過九旬，狄教授仍於2013年推出《偉大文明的對話》（The Great Civilized Conversation: Education for a World Community），對人類文明的前景十分關懷。
狄培理教授的儒學研究，始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希望藉此由中國歷史內部理解中國問題，擺脫由西方理論和價值來重估中國政治制度的作法，因使狄教授的思想接近新儒家，而從1953年發表〈新儒學的重估〉（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一文開始，他便成為美國倡導新儒學研究的領軍人物。狄教授不認為傳統儒家的見解毫無錯誤，但他仍然努力宣揚儒家的「道統」或他所謂「道的重建」等觀念和理想。多年來，狄教授的研究大多環繞在兩大主題上，一是由歷史的視角討論程朱儒學發展的歷史與演變，《道學與心學》（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1981）與《心法》（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1989）係代表專著。其次的主題關注儒學對個人和自由的重視，主張儒學絕非現代化的阻礙，反而是東亞地區的文化資本。狄教授頗留心王艮和李贄對個人的重視，1982年應「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整理而出的《中國的自由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為上述關注留下完整的論述。狄教授強調中國雖乏西方意義下的「自由主義」，但並非不重視「自由」。他認為明代理學尤其保存了「自由傾向」（liberal tendencies）的各種價值，驅使眾多儒家與新儒家的「君子」在史上以所謂「先知的聲音」（prophetic voice）反抗濫用政治力量。1990年出版的《為己之學》（Learning for One's Self: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中，狄教授便擬在儒家式的人格修養和西方的個人主義間找出彼此可以共通之處。
當然，狄培理教授並非不知道上述那些「自由傾向」和「先知聲音」並未如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一樣轉化為法律制度，以保護基本的公民權利。《儒家所面臨的難題》（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於「儒家困境」即有論列，認為要衡量儒家在政治上的失敗，必須以其自身所預設的理想為標的。儒家典籍樹立的「內聖外王」難以實現，必賴「君子」在君主和人民間扮演中介角色。「君子」雖是「天命」的代言人，卻非西方的先知，沒有上帝所賦予的感召力。而且，中國先知的傳統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西方教會那樣的權力據點，難有施力的場所。除此之外，最稱關鍵的還是「君子」和人民脫節，只對君王傳達先知的訊息，而非對人民為之，社會影響大受局限。
狄培理教授對中西民主思想的觀念亦多所留心，集中在他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討論上。1993年，他將該書英譯出版，並撰長文以為導讀。狄教授認為不能將黃宗羲思想中所具有的民主元素直接附會到西方式的民主思想。黃宗羲提出「儒家的憲法」（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之說，認為提高宰相的權力，可制衡君主制的「私天下」之見，並主張廣設學校，以為公論的管道。然而，黃宗羲心中的政治理想和西方代議制度仍有根本不同。宰相仍由皇帝選派，「公論」也僅是士大夫之見。狄培理之所以重視《明夷待訪錄》，因為該書重「法」，而且黃氏之「法」非指維繫君主權力的「一家之法」，而是為天下所創之法。因此，黃氏嚴厲批評傳統「非法之法」，主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希望跳脫儒學傳統對聖君的期待。儘管如此，狄教授也承認，黃宗羲的法仍未具西方法的契約特性，人民的角色有限。
近年來，狄培理教授專注於中西文明的比較和互補，2004年出版的《高尚與文明》（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即表明僅以西方觀點看待或引導世界文明的走向，已不符多元文化主義流行的今日。亞洲內部有各自源遠流長的獨立傳統，不會走上西方所希望的道路。狄教授除了指出儒家和印度傳統所具有的活力外，也抱持開放而多元的文化主義，認為不同文化傳統間需要溝通、對話，努力於異中求同，方能彰顯人權和公民社會的價值，解決世界上的各種危機。「克己復禮」、「理一分殊」的儒家教誨，在今日依然適用。1988年出版的《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中，狄培理教授便分析過東亞不同文明的開展與交流，同時也對東西間的對話提出建言，謀求不同文明的對話。解決世界亂局，他認為捨此別無良方，而這是他為學的目標與理想。
狄培理教授在個人研究之外，亦投身許多相關的學術事務，例如編譯各種書籍。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生與學者都大大受惠於狄教授出版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書。他在其中既翻譯又解釋中國傳統經典和文獻，將中國文明基本的圖象完整呈現於英語世界的讀者前。此書擴大增訂版在1999、2000、2004陸續出版，可見其影響之久遠。狄培理教授還主持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經典翻譯計劃，翻譯了超過一百五十本以上的經籍，為美國亞洲研究奠定良基。同時他又廣邀學者交換意見，切磋有關新儒家的見解，所編陸續出版，也引領東、西方學術的焦點和潮流，誠為當世儒家與世界的橋樑，值得學界推崇，更值得世人引為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