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唐獎教育基金會》與《泛科學》共同企劃執行
文/文詠萱 文字編輯/翁郁涵
9 月 22 日，2018 年唐獎得獎者齊聚台北，一同帶來整日的精采演說。由法治獎開始，漢學獎結束，得主們從各自的專精領域提出增進學術研究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建議，以及多年研究的成果分享。
他們為青年學者指路，也為世人留下學習典範，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相較法治實務工作，拉茲著重在法治學理面的探討，是具原創性的法學研究者。本次演講他以〈法自身之品性〉為題，分別就「法治與法的角色」、「法治的根本重要性」兩大主題闡述自身法治的看法與建議。對於法治所蘊含之諸多原則，有詳盡且具體的說明。
政府要依法而治，意味法律必須有「清楚」、「安定」、「公開」、「普遍使用的規則與標準」、「不溯及既往」等特性，並且在保有以上特性的前提下，確實保障公民的權益。拉茲認為，法治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專制政府，而政府是否恣意妄為，正是取決於是否守護了被治理者之權益。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法治本身無法決定政府是否成功」，拉茲說道。固然，法治可限制政府權力，但它也同時以「權威」角色存於現代社會，因此也需公民的理性思考與批判，甚或是反動等更多的方式檢驗，促使其進步。
此外，全球文化經濟因法治得以交流，卻不代表它須放諸四海皆相同。法治可以因地區、國家、自治組織而定，只是不可為特定文化的展現，而要以自身的中立性，使交流暢通、利益對等，建立各方多元發展的共同基礎。
法治的確是現代社會秩序的重要依據，但法治能否落實，須有相應條件配合，並在不斷的變動中審視、調整自身，適切地為政府、為人民所用。因為法治最重要的是：做公民權益的守護者。
今年以癌症研究為核心的生技醫藥獎，由得獎者之一；同時也是本次得獎研究的理論奠基者東尼．杭特，為生技醫藥演講打頭陣。
世上許多重要的研究，都來自意外的發現，杭特的酪胺酸激酶研究就是一個例子。在研究蛋白質磷酸化的過程中，因為未調配新的電泳緩衝液、緩衝液酸鹼值下降，無意間發現了當時並不為人所知的「酪胺酸磷酸化」的現象。演講中，杭特分享了從 1979 年發表論文至今的種種研究，讓人一探他 30 多年來的豐碩成果。
酪胺酸激酶作為細胞內的訊息傳遞者角色，若出現異常，便會連帶使得細胞產生異常的生理行為。最初杭特發現，多瘤病毒致癌的關鍵蛋白，就是酪胺酸激酶；因此失控的酪胺酸磷酸化機制，可能是癌症起源的關鍵之一，而後來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胺酸激酶的異常確實與許多癌症的發生有關。」
這項研究讓學界對癌症發病機制的認識大幅提升，也成了現今標靶藥物研發的濫觴，對癌症醫療影響深遠。以此為基礎，後人投入了分離酪胺酸激酶的研究，如今已找到了約 90 種的酪胺酸激酶。演講最後，杭特說接下來他將投入胰臟癌研究，因為這種癌症往往在晚期才被檢測出來，希望透過之前對發病機制的經驗，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式。
另一位生技醫藥獎得主德魯克爾，在 1990 年代結合了杭特的發病機制研究，提出構想希望製造出小分子以抑制異常活化的酪胺酸激酶，從而治療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於是，第一代標靶藥物伊馬替尼（imatinib），商品名「基利克®」（Gleevec®）誕生了。
若人體骨髓造血細胞出現了染色體易位（chromosome translocation），便會使細胞開始製造 BCR/ABL 基因嵌合蛋白──一種異常的酪胺酸激酶，導致白血球異常增生，這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的發病機制。儘管這個疾病在 1845 年就被記載，直到 1980 年代才真正了解前述的發病機制。演講中，德魯克爾介紹了慢性骨髓性白血病自 1845 年開始的研究歷程，以及自己從 90 年代起與眾多研究者共同開發標靶藥物的過程、研究發現。
伊馬替尼研發後成為美國 FDA 第一個核准的酪胺酸激酶小分子抑制劑，時至今日，德魯克爾的病患五年存活率已超過 90% 以上。在病患中有 60% 的復發是因為激酶的突變，但是若在癌症早期即開始服藥，復發率則極低，後續更研發出第二代、第三代的標靶藥物。
德魯克爾強調，目前的標靶癌症療法還在發展初期。未來希望能配合檢驗分析病患腫瘤細胞與周圍組織檢體，讓醫師做出最快的治療判斷，甚至更進一步將相關研究應用於預防與早期的診斷，成為癌症醫療的核心防線，增加病患存活率。最後，他十分有信心的說道：「百年前是絕症的傳染病，在今日已可以治癒，相信百年之內，癌症治療也將突飛猛進。」
美國 FDA 核准的癌症藥物，三種就有一種就是來自美國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可見其對於癌症藥物發展的重要性。而安德森癌症中心有此成就，約翰．曼德森貢獻良多。生技醫藥獎演講最後，由中研院院士洪明奇，代表曼德森教授──另一位在癌症物研發領域居功甚偉的生技醫藥獎得主，介紹其多年來的研究與成果。
1980 年曼德森與佐藤醫生提出假設，推測抑制 EGF 受體（EGFR）有可能成為抗癌的有效方法，並進一步開發單株抗體作為該酪胺酸激酶的抑制劑。
發展至今，單株抗體是研究藥物相當有效的方式，而且不僅限於治療癌症還包含很多其他的疾病。諷刺的是，當時大部分的人都懷疑單株抗體做為藥物的可能性，他們的假說因此被科學界輕視，甚至沒有人願意補助他們經費。之後曼德森與佐藤醫生的研發藥物 C225 單株抗體製劑，從發現到 FDA 核准，更用了整整 20 年的時間。
多虧他們的鍥而不捨，才有了現今用於大腸癌和頭頸癌的標靶治療、市面上稱之 Erbitux® 的抗癌藥物；後續也有更多研發跟進，讓應用單株抗體的藥物研發更為廣泛。洪明奇說，單株抗體能從飽受質疑走到被接納、應用，除了曼德森與佐藤醫生，整個科學界都付出了相當多心力。
癌症藥物研究不易，在抗癌的未竟之途上，有他們堅持，才有了更多的可能戰勝病魔。
如今，全球暖化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從學界到常民也都開始正視此一議題。而將此議題的迫切性帶入世人心中的功臣，便是30年前意識到人為溫室效應影響的漢森教授團隊。
漢森說，過多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就像將棉被蓋在地球上，造成進入地球的能量遠多於散出的能量，讓地球能量失衡。漢森的研究團隊花了多年時間，透過分布全球的 3000 多支觀測器，監測海洋熱含量來了解地球暖化現象。結果發現，地球的熱含量變化正在失控中，能量正在急速增加，特別在淺海地區增加程度最明顯，目前估計地球每天增加的能量，約等於每年每天引爆50萬顆廣島原子彈（約一億八千萬顆）所產生的能量。
1981 年漢森發表的論文指出，未來地球變暖的情況很可能會超過正常的變動範圍，冰層更會因為地球暖化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從而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這樣的研究結果，使他更加致力於讓世人理解溫室效應影響的嚴重性，同時他也發現地球能量急速上升的時期，發生在太陽活動極小期，與當時有些科學家認為，地球能量異常是因太陽造成的看法有所出入，於是提出了「地球氣候變遷與人類使用化石燃料有關」的觀點。
30 多年過去了，人類行為產生越來越多的二氧化碳，讓全球暖化持續加重，而當年漢森論文中的論述一一成真了。漢森表示，使用核能可以將人類活動碳排放降至近於零，但因為大眾對於核能的恐懼，讓核能發電研究極度緩慢。漢森強調他並非支持特定發電方式，而是為了完成零碳排放的理想，希望能有更多火力發電以外的技術，取代大量碳排放的發電方法。在零碳排放發電方法未臻完善前，在碳排放大國施行碳費制度，將燃燒化石燃料所產生的氣候變遷、生態破壞與健康影響等外部成本計算進碳費，向使用化石燃料的企業收取，並將收取的碳費直接回饋給社會大眾。透過不斷提高的碳費，抑制化石燃料的使用，是漢森認為目前較理想的解決方法。
人類活動帶來的壓力將使 20~50％ 的物種滅絕，而海洋暖化已造成每年至少一種珊瑚礁消失的不可逆傷害，節能減碳已不能只是口號，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同樣研究全球暖化現象的拉馬納森，發現除了二氧化碳，水氣、氟氯碳化物等也都是造成溫室效應物質，因此將其研究鎖定在「非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研究。演講中，拉馬納森告訴觀眾，溫室效應不只比想像中嚴重，溫室效應的肇因也比想像中多更多。
他與其研究團隊利用無人飛機，測量太陽照射地球能量與反射出去的能量，分析資料後發現氟氯碳化物亦為溫室氣體。拉馬納森將大氣層比喻為一件毯子，而這件毯子有厚有薄的地方，地球上的輻射會在薄的地方散熱至宇宙，而氟氯碳化物就是在這些薄大氣阻擋輻射排放的物質。
拉馬納森表示，看似無害的水氣，因為能造成空氣溫度上升，所以空氣凝水增加，也會增加極端氣候發生的可能性。在他的研究中更發現「非氣體但也會造成溫室效應」的物質──大氣黑碳（也就是大眾很熟悉的 PM10、PM2.5 ）。物質燃燒不完全，煤炭煮飯、工業廢氣等都有可能產生大氣黑碳，更令他擔憂的是，大氣黑碳的在某些地區的排放量相當大，甚至可能超過二氧化碳。
當前暖化另一個嚴重迫切的問題是，當南北極的冰層因為融化露出深色土地，將加速南北極吸熱，無異於火上加油。他還表示，若能將 2050 年全球暖化的溫度控制在攝氏 1.5 度，即可減少 17 億人因熱浪死亡、極端雨量也可減少三分之一，2 億 5000 萬人則免於乾旱造成的死亡。
對於減緩全球暖化速度，拉馬納森提出了建議，與其針對化學生命週期長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生命週期長達數百年），如能先致力於減少化學生命週期短的黑碳粒子、氟氯碳化物等排放，降低生活中使用煤炭取暖、烹飪等行為，理論上可較快見效。除了碳之外，牲畜排泄物裡的大量甲烷，也亟待開發更先進的技術去處理。另外，拉馬納森籌組了專家團隊，其中包含物理學家、人文學家、工程學家等，共同對抗全球暖化，並利用經濟誘因來降低碳排放。
「氣候變遷的情況已經到燃眉之急，我們不能再坐以待斃，政府必須拿出政策來，每個人都要採取行動。」拉馬納森最後鄭重的呼籲所有人。
14 歲時在圖書館邂逅中國詩歌，讓後來的宇文所安開啟了用創新視角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生涯。相較於母語為中文的人，宇文少了自然形成的文化底蘊，但也因為身處不同的文化環境，讓他在詮釋中國詩歌時，免去不少文化包袱。
呼應演講主題「文章裡的意義：胸中之竹與腹中之竹」，宇文現場解析蘇軾的〈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從三位文人之間的議論，探討當時文人的美學、哲學觀，更加入當時的社會背景探討，讓紙上的「畫竹」成為窺見的時代思想的媒介。他表示，在文人治國的宋代，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也代表著很大一部分的社會價值。
另外他也由畫竹延伸到《莊子．輪扁》，宇文說，莊子散文內容常與生死有關，卻透過寓言、議論交替的方式，平衡議題的輕重，使文章不過於生硬，造就莊子獨特的語言風格：時而飄渺；時而言之有「道」。再回到主題，蘇氏兄弟與文同對於〈輪扁〉一文的認知和接受，也是我們後人在解析蘇軾〈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的重要參考。宇文認為，不同文本之間的解讀、比較，除了從彼此互文的地方下功夫，更要有「作者為何如此寫作」的問題意識。
本日最後一位演講者────漢學獎得主斯波義信────的專長是中國文化社會史。這場演講中，他向聽眾分享了他對中國史上商人地位的了解，談及他們地位的變化，他們如何改變其時的政治體系，如何影響國家發展方向。斯波尤其強調社會發展最為蓬勃活潑唐宋時期。
他以史料與實證的態度，分就交通變化、社會分工、社會移動和都市化研究中國商人的地位。他從《管子》士農工商四民之說談起，分析社會分工與封建體系的相互頡頏，以及由世襲促成的專業分工家族制對社會的影響。
斯波接著提到，中土運河的快速發展讓商業行為得以拓展到更遠的疆界，並大幅縮短貨運時間、成本，使更多商品有機會送往較遠的地區，增加彼此交流。此外，水運貿易讓專業市鎮興起，地域特產商號藉由獨佔市場累積大量財富，連帶也改變了當地經濟活動的樣貌，更因南北資源不均，讓整體經濟呈現傾斜狀態，使南北政治勢力產生變化。
但是改變並非完全由商人單向帶動。斯波最後提到，唐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國家順勢結合官營事業與民間商業勢力，補強財政、稅收，甚至是軍事費用，從而也提升了國家資源的整合與運用效率。這是過去官僚制度持續強化的歷史上，由民間力量帶動，因經濟改善政治的特別成功的史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