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波義信教授乃是國際著名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家。他匯通日本優良的漢學傳統和西方社會科學，並嫻熟運用各種中文資料；集此三項優點於一，遂在中國史領域（尤其宋代），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成為典範性的學者。簡言之，斯波義信教授乃是當今國際漢學界中一位能夠將中、日、西學術的精華完美地結合為一體，從而在漢學研究方面達致最高境界的學者。故他之獲頒唐獎，誠眾望所歸。
斯波義信（Yoshinobu Shiba）教授生於1930年，長期執教於東京大學，是中國社會經濟史極其重要的學者。斯波先生每有所作，往往研究經年。每一本新作，都深具開創性。他一方面秉持日本漢學界嚴謹的傳統，又借鑒西方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將西方學者的方法與中國的歷史特殊性結合為一，道出前人之所未見。
從戰前開始，日本漢學便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上樹立了深厚的底蘊，斯波先生繼承了此一傳統，並且進一步將之發揚光大。1950年，斯波先生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學習。當時，加藤繁和仁井田陞二先生，已經在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奠下重要的成績。他們注意到中國行政法、刑法等公法秩序雖然自古就很發達，但許多關於交易、產權等經濟活動的私法規定，卻形成於日常習慣，因而必須同時掌握兩者，才能從法制背後透視社會的變動。這一觀點，斯波先生深受影響。與此同時，在加藤高足周藤吉之先生指導下，斯波先生也投入《宋史．食貨志》的譯注，運用《宋會要輯稿》等新資料考訂、印證，為研究宋代經濟史練就深厚的學問基礎。
宋代以降，商業的發展如何影響此後中國歷史的變動？斯波先生從整體的經濟運作、地域社會、都市演變等角度，對此提出了史料紮實而深富理論視野的觀點。
在其超過半個世紀之學術生涯，斯波先生的研究成果可概括如下：
宋代商業史
斯波先生在1968年出版《宋代商業史研究》，一舉奠定學術地位。這一結合材料、理論、視野的成果，可說標誌了此後斯波先生研究的特色。他從具體社會變遷的史實----非預設性的「近代化」框架----來回應當時論戰紛紜的唐宋變革分期問題。斯波先生從經濟切入，將經濟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中，開拓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從法制史與社會經濟史這兩端出發，他試圖探究宋代商業發展對社會組織影響的程度。在此變化下，政治體制又為何趨向集權穩定？斯波先生運用大量官方、私人文書、地方誌，又從交通、全國市場、城市和市鎮、商業組織、國家與商業關係等課題，將過去分散的既有研究聚合為一，予以系統性的分析，刻劃出宋代經濟史的全貌。以日後學術潮流言之，斯波先生可謂在「跨領域」一詞流行之前，便以深刻的史識，捕捉了歷史變動的整體圖像。本書甫一出版，不僅日本學界高度評價，1970年更旋由Mark Elvin 譯成英文。此一英譯本不僅使西方世界的讀者，得以認識此一重要的課題，亦使斯波先生享譽國際漢學界。
地域史和經濟史研究的深化
中國社會規模巨大，地域之間有很大差異，如何才能把握全體與局部之間的經濟變動意義？1960 年代後期開始，斯波先生感於傳統研究方法的侷限，把目光轉向空間，進一步引介歐美當代史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學術成果，並結合日本漢學的實證學風，開展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區域社會經濟分析，探討國家與社會接合的地域史，完成《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一書（1988）。此書取徑年鑑學派的長時段概念，注重自然環境條件與技術變革，但也重視政治事件與法制變化予經濟之影響，亳不忽視短時段的事件史，從不同層級歷史結構的動態運作中把握整體的歷史。同時，在好友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教授的經濟區域系統理論基礎上，此書也提出了「地文--生態區域」的研究方法。施堅雅強調水運條件對區域市場的形塑，斯波先生則指出，在市場系統不如清代成熟的宋代，決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者，除了河川，還包括整個生態環境。凡此，都可見到斯波先生對西方學者理論核心的掌握之精準，也因此，能將之巧妙轉化，用於中國歷史的脈絡，開創出突破性的新觀點。
中國都市史研究
繼地域研究的成果之後，斯波先生也投入了相當心力在都市研究上。《中國都市史》（2002）對於中國都市性質長期以來的爭論，提出了嶄新的論點。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比較中國和西方都市時，認為兩者大不相同。西方近代都市共同體，起源自工商業者自治的中世紀都市。中國都市則由官僚主導，著重軍事功能與消費性格；自治團體難以反對官僚的干涉。另一方面，從戰前加藤、仁井等學者對中國工商組織的實地調查，乃至近期的地域史、都市史研究卻都指出，伴隨經濟發展，中國都市底層出現了許多自律、自助的團體的現象。對此，斯波先生留意到傳統文獻與調查資料的落差；前者出自儒教國家官僚與士大夫筆下，關注的是國家統治的方法，而非反映經濟發展的變化。斯波先生援引施堅雅的區域理論，統計行政都市與經濟都市的重疊和差異，指出兩種體系的分歧。他又指出，傳統文獻中的城鄉分野並不確實；宋代以降，在城的周邊與交通要道，興起許多工商業「市」、「鎮」，其規模並不亞於「城」。但就國家統治角度言，為了確保社會的一致性，官僚帝國仍然以各種努力維持了法制上的安排。今日所見的分歧，正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產物。
華僑史研究
在地域史與都市史的研究裡，斯波先生也探討了商業發展下，各種依託地緣、親緣的都市基層組織的出現。這使他在華僑課題上也提出獨創的見解。從大阪、函館等地江戶時代的華僑史料整理編纂開始，斯波先生進一步研究明清以降，華僑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歷史。（〈函館華僑關係資料集〉，載《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2 號，1982；《華僑》，1995）過去許多學者將華僑的互動和組織，視為中國農村社會特徵的延伸，認為以家族、同鄉關係為紐帶的網絡，偏向封閉，缺乏近代的合理性。由於斯波先生具有經濟史的視野，他並不單就華僑論華僑，也不將華僑視為本質性概念，而是將之放在東亞各地經濟互動的脈絡下思考，從而對傳統之見提出反駁。斯波先生指出，華僑網絡並非封閉性的，而是在商業化社會的競爭中締結而成的多元關係網。從親族、鄉黨到他鄉，乃至於到外國人，都藉此而納入感情之網，以人際信用為武器，在經濟活動上發揮高度效率。因此，我們不當視華僑為地域狹小的組織；華僑乃是回應廣闊市場的節點系統。
總而言之，斯波先生雖為宋代經濟史名家，其關懷和視野卻又遠超出於此。對於宋代以降，生產力提昇、勞動分工、市場與商業發展帶給中國----乃至東亞----的變化，他勾勒出一幅豐富的動態歷史繪卷，既展現了其中的複雜性，也提示了理解的方法。斯波先生求學的1950 與1960 年代，馬克思主義和近代化理論深深影響了歐美與日本學界。馬克思主義固為彼時之人試圖掌握近代經濟變遷的巨大力量，但也陷入西方中心主義預設的理論框架中，可以討論：斯波先生從堅實的歷史材料著手研究，關注經濟的變遷本身，從未削足適履。將近70 年來，他豐富的研究成果，不僅讓人對東亞自身的文明發展有深入的認識，也為當前變動中的全球化世局留下一條應對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