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檢查點」的發現，顛覆了癌症免疫療法的思維。
撰文／林慧珍 Hui-Chen Lin
插畫／余佩珊 SunShan Illustration
美國癌症研究中心（CRI）2013年發起以每年6月為「癌症免疫療法月」，積極增進大眾對癌症免疫療法的認識。由CRI 帶頭推廣並非偶然，CRI 成立於1953 年，創辦人之一諾茨（Helen Coley Nauts）正是「癌症免疫療法之父」骨腫瘤外科醫師柯里（William B. Coley）的女兒。
柯里注意到一些癌症病患在嚴重感染後，腫瘤竟意外消失，推論感染引發的發炎反應有擊退癌細胞的作用。他從1891年開始試驗，把細菌注入癌症患者體內並觀察腫瘤反應，但因缺乏令人信服的實證結果，這種治療策略並未獲得廣泛認同。
1970 年代，免疫學開始蓬勃發展，人類對免疫系統的複雜作用有更多了解，也為癌症免疫療法奠下較為清晰的立論根基。然而科學家嘗遍各種策略，依舊不見顯著成效。直到1980 ~90 年代，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和日本京都大學的本庶佑分別發現CTLA-4及PD-1 等所謂「免疫檢查點」的作用機制，免疫治療才終於有了突破性發展。原來，人體免疫系統的運作涉及許多免疫調控因子，除了負責開啟作用的分子，後來發現的「免疫檢查點」則扮演煞車的角色，好讓T細胞適可而止，但也成為癌細胞得以躲過免疫攻擊的漏洞。
「免疫檢查點」的發現，顛覆了人們對免疫療法的思維。肝腫瘤權威、台灣大學特聘教授鄭安理解釋：「過去人們認為腫瘤細胞之所以無限生長，是因免疫細胞已無法辨識它們，因此我們一直設法讓免疫細胞重新認識癌細胞；但免疫檢查點的研究顯示，其實免疫系統還認得癌細胞，只是被『點穴』而無法作用，所以現在要解開穴道來喚醒它。」
嶄新的抗癌途徑自此開展。抑制「免疫檢查點」的藥物2011年起陸續上市，諸如益伏（ipilimumab）、保疾伏（nivolumab）、吉舒達（pembrolizumab）、癌自禦（atezolizumab）等療效顯著。鄭安理主持的大型臨床試驗更顯示，合併使用癌自禦及癌思停（bevacizumab，一種抑制血管生長因子的標靶藥物），約5~10%肝癌末期病患的腫瘤完全消失，另20% 的患者腫瘤縮小，其中約六成病患持續用藥後繼續緩解。
艾利森與本庶佑因其關鍵基礎研究及對藥物研發的貢獻，共同獲得2014年唐獎生技醫藥獎以及2018年諾貝爾生醫獎。他們的先驅研究，使醞釀逾百年、沉寂數十年且進展緩慢的癌症免疫療法，成功跨越巨大障礙；眾多研究人員的心血也因而有機會藉「癌症免疫療法月」這類活動走入人群。然而這只是開端，仍有約七成病患對這類抑制劑無顯著反應，因此本庶佑利用唐獎補助的研究經費，精進對各種免疫檢查點分子的量測方式，並探索可有效預測藥物療效的生物標記，例如與粒線體活化有關的分子，希望提升療效。但鄭安理不諱言，自癌思停與癌自禦在肝癌大獲成功後，團隊嘗試許多其他化療、標靶、與免疫合併療法，至今尚無新處方能超越這組絕配搭檔，「感覺前面又有一堵牆把我們堵住了。」
從醫學科學的觀點，「整個領域若有一百分，我們只看到一分，還有99%待開發，說不定能澈底解決人類的癌症。」鄭安理指出，免疫檢查點不只兩個，免疫細胞也不只T細胞，科學家已朝向這些過去被忽略的未知領域持續探索，期望終有一日能再度跨越障礙。
林慧珍是《科學人》雜誌特約撰述，台灣大學動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美國紐約大學新聞研究所科學、衛生與環境報導課程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