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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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對於中東國家黎巴嫩來說，是艱難的一年：疫情、貝魯特大爆炸、全國經濟危機
黎巴嫩非政府組織「法律實踐進程（The Legal Agenda）」的創始成員Samer Ghamroun對我們介紹，去年的黎巴嫩面對了三大災難同時爆發：除了全球都在面對的肺炎疫情之外，黎巴嫩同時還在面對巨大的社會經濟崩潰危機，以及8月那場貝魯特大爆炸，它們幾乎同時發生，給當地人民製造了巨大的苦難。他所在的法律實踐進程就在這個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工作。
法律實踐進程創立於2009年，致力以結合多重專業領域的方式，強化黎巴嫩的司法獨立及法治。他們的工作包括對司法部門的研究及監督、協助成立法官社團以強化法官的獨立、草擬支持司法獨立之法案及尋求相關之聲援，並倡議關於支持司法獨立跟各式社會議題的討論。他們也關注性暴力與性別暴力受害者、難民、LGBT等弱勢群體的法律權益。
2020年，法律實踐進程與其他兩個社會公益團體共同獲得臺灣唐獎法治獎的殊榮。
黎巴嫩的司法遭遇「政治干預」程度逐漸加深
「在黎巴嫩，起訴任何關係到貪腐、或任何牽涉到當權者的行爲變得不可能」
2020年8月4日下午6時左右，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貝魯特港發生兩次大型爆炸，至少導致200人死亡，超過6500人受傷且大量人口失蹤，30萬人無家可歸。黎巴嫩官方稱，爆炸與2014年開始存放於港內的2700噸硝酸銨有關。突如其來的爆炸使得正在遭遇疫情隔離和經濟危機的黎巴嫩國民生活雪上加霜。
Ghamroun表示依照往常黎巴嫩的政治傳統作法，政府會傾向通過支付受害者們賠償或者以其他方式，例如：用社會公帑換取受害者們的妥協和接受，放棄自己的權利，在這種情形下，受害者通常會從公共視野中消失。而他們組織從八月以來的工作，就是盡一切可能，打破這種循環，避免這些受害者進入這種政治操控的領域。「我們有一個即時的團隊，正在嘗試去幫助爆炸的不同受害者，包括死者的家人、傷者、失去家園或工作的受害者等。我們嘗試去支持他們，把他們集結起來，組成團體，來主張他們的權利。」Ghamroun表示。
始於1975年的黎巴嫩內戰持續到1990年代結束之後，黎巴嫩的司法遭遇政治干預程度逐漸加深，特別在過去10到15年，Ghamroun認爲黎巴嫩政治干預司法的情況在所有層面上愈演愈烈。「在過去25年，我們可以看到法官們拜訪政治首腦、部門領導，希望他們能夠給自己一個更好的位置。作爲回報，這些部門政治領導會要求法官們在接下來的日子順從他們的意志，提供服務。」他說，「我們可以看到，如今的每一名法官，如果能夠安全地處在某個司法層級的職位上，都需要某種政治支持。」
他解釋，政治首腦們能夠控制法官們的晉升，一個不服從的法官，多數會被調往無關緊要的職位。另外，黎巴嫩高級司法委員會（Higher Judiciary Council）也可以影響黎巴嫩法官的職業生涯，而他們的10名主要成員中，有8名是由行政當權者提名的，這也使得當權者對高級司法委員會有很大影響力。
黎巴嫩司法就這樣日漸從屬於政治意志，特別是負責公訴的檢察體系成了重災區，「在黎巴嫩，起訴任何關係到貪腐、或任何牽涉到當權者的行爲變得不可能」。
大部分司法和檢察機構都包庇政治階層，使得他們不需對決策負起任何責任。「我們有一個『問責缺失』的文化，因爲我們沒有司法獨立。」Ghamroun說，「而這也是如今黎巴嫩會面對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
「經濟危機」並不是政府可以壓迫弱勢群體、無視法律的通行證
在這次大爆炸的究責中，法律實踐進程就在嘗試挑戰這種文化。「我們嘗試在受害者和體制之間引入一種新的互動關係，法律和權利層面的互動關係。一些政治人物和安全官員需要對這場災難直接或間接負責，而受害人的權利應當被承認、被看見，他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有知道爆炸是爲什麼的權利，有通過合法渠道得到賠償的權利，有看到責任人受到懲罰的權利。」Ghamroun表示，「我們需要引入問責的概念，而這在黎巴嫩經常被忽視。」
想要完成這個目標，第一步是要使得受害者在公共領域「被看見」。目前，法律實踐進程已經持續向4個受害者團體提供幫助，嘗試施壓黎巴嫩政府和統治階層，使他們必須接受這一改變。
在此同時，法律實踐進程也繼續推動對黎巴嫩弱勢群體的法律關懷。Ghamroun透露，在社會本身遭遇經濟危機的狀態下，性小衆、女性、難民等弱勢群體再遭遇結構性的歧視和打壓，使得他們原本已經惡劣的生存狀況雪上加霜。Ghamroun在這些弱勢族群中觀察到一個非常危險的類似模式，使得他們的生存狀態在加速惡化。他非常擔心弱勢群體的權利成爲社會危機的第一個犧牲品。
同時，官方也以不負責任的態度對待這種狀況。「我們面對的狀況是黎巴嫩政府永遠在國際宣傳自己的『好行爲』。」Ghamroun舉例表示，例如在LGBT領域，同性性交仍然被視爲犯罪，但當法律實踐進程或其他一些團體成功抵抗這些頑固力量，推動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進步時，這些進步卻會成爲黎巴嫩政府向國際社會邀功的宣傳，成爲他們自稱進步、從而向國際社會索取更多資源的籌碼。
「經濟危機已經持續一年，我們正在努力維持法律層面的保障，以此提醒黎巴嫩官方，並不意味著官方放任弱勢群體的狀況，是可以被接受的。」Ghamroun表示，他們透過法律和行動的方式，希望使官方知道，「經濟危機」並不是政府可以壓迫弱勢群體、無視法律的通行證。
他也坦言，在人們變得貧窮、飢餓時，如何使得關於法治的論述依然被大衆聽到，使得大衆覺得這關乎切身利益，也是未來的挑戰。
面對種種障礙，法律實踐進程一直以來的工作策略四大法寶：學術研究、倡議宣傳、社會運動和法治教育。
「研究是一個能見度不太高的、但非常重要的步驟。」Ghamroun提及，爲了找到最好的策略，他們非常注重調查研究。例如法律實踐進程最主要的推進議題之一是司法自由，目前在黎巴嫩議會中，有一場關於司法自由的立法辯論，而這項辯論得以推進到立法層面，起始於幾年前開始進行的一場大型研究。「我們用社會科學研究工具，試圖去了解清楚黎巴嫩的法庭內部真實發生的事，去理解法官是怎麼真正思考和運作的。」Ghamroun說。
法律實踐進程的第二個工具，是媒體。「我們有自己的媒體。有雜誌，有網站，有英文和阿拉伯語，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從摩洛哥到伊拉克。」Ghamroun認爲，在黎巴嫩和其他國家，很多主流媒體經常未能著眼於真正關鍵的問題，而這不僅限於司法獨立、弱勢族群權益等，然而組織自己的媒體則能夠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頁，進行自己的議程設置，「拋出並與公眾討論沒有人關注的關鍵問題」，例如審判(trail)與法治等。
他們的第三個工具是行動主義或社會運動。法律實踐進程本身運作和支援很多不同團體，議題涉獵不同範疇。他們身處在很多進步議題的前線，例如LGBT、女性權益、性別暴力領域，組織與當地的組織緊密合作。「我們在當地非常活躍，不僅從法律上（對運動）提供支援，自身也參與社會變革運動的嘗試之中。」
組織的最後一個策略是提高社會的司法敏感度。成員們推動具體的案件，使得一些具有變革意義的案件成爲判決先例：他們先透過媒體和社會運動，使得這個議題在社會有較高的可見度，然後在法庭上讓這些案子有新的進展，使得這些原本無人討論的議題被公衆看見，然後記錄相關的案例，讓這些案例在法律專業社群中傳播，「使得律師和法官看到，即使法律不完善的情況下，如何在一定限度下做出這些決定」。
組織把這四大武器應用於不同範疇，組合出擊。Ghamroun坦誠，他們對於目前議會上關於司法獨立的辯論不太樂觀，但此前他們曾在不少公共議題上有卓越成效，例如過去30年私人財團被默許了可以佔用黎巴嫩濱海地區的公有土地，法律實踐進程和其他機構成功使得這一議題如今成爲公共辯論的核心議題；例如他們在吸毒成癮案件中，提倡不該將吸毒者當作罪犯、而是如法律要求一般將其當作需要幫助的群體。「我們在這些重要的議題推進前線上非常活躍。」Ghamroun表示。
法律實踐進程不僅是黎巴嫩國內相關倡議的先驅，也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國家不斷推廣自身理念，目前他們已經在突尼西亞成立分支辦公室。
Ghamroun透露，中東世界的情況非常複雜，每個地方都有自身的法治、權利問題，而當中很多國家甚至沒有最低限度的民主制度，組織與這樣的社會很難合作：「像大多數中東國家的政體，其實都體現某種模式的獨裁，那裏人權、司法、法治都處在非常危險、不確定的狀態，因此在那些地方，相關的工作幾乎不可能推行。」
「我們在埃及一度很活躍，而如今因爲政治的情況，讓我們在埃及的法治工作變得幾乎不可能、非常危險；敘利亞的情況也是如此。兩個相對比較可能做這方面工作，而沒有死亡危險的國家，是黎巴嫩和突尼西亞，另外某種程度上摩洛哥也是。」
Ghamroun認爲，過去十年在阿拉伯國家中，突尼西亞是最有可能成爲完成民主轉型的範例。法律實踐進程在突尼西亞投入不少人力和資源，「我們在突尼西亞的司法獨立運動中高度參與，我們的法律記者和法律專家在推廣司法獨立重要原則的行動上非常活躍。我們也參與在地轉型正義的辯論中；當然也包括弱勢群體權益的辯論，例如LGBT群體。」
Ghamroun表示，在倡導相關權利時，突尼西亞是一個的重要領域，儘管那裏的經濟情況也是非常不穩定，但沒有黎巴嫩那麼糟。但總體來說，他認爲阿拉伯國家的司法現狀基本都處在相當糟糕的狀況之中：「充滿壓力的經濟現狀使我們的工作非常困難，因爲當人們飢餓的時候，他們保護自身權利的動力就會比較弱。」
「如今更多黎巴嫩人認識到我們沒有司法獨立，人民權利和自由沒有被保護，法治沒有被踐行」
在各種社會危機之下，Ghamroun坦言，法律實踐進程幾年前設定的工作計劃，如今也必須重新評估。「因爲在黎巴嫩的經濟危機之下，你不能像以前一樣討論審判（trail)和法治；我們的主要挑戰，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去運作這樣的議題。」
在黎巴嫩司法獨立領域已經深耕細作超過10年，法律實踐進程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他們在公共空間的討論非常活躍，使得大眾對於司法現狀的敏感度有所提高，「如今更多黎巴嫩人認識到我們沒有司法獨立，人民權利和自由沒有被保護，法治沒有被踐行」；例如他們成立黎巴嫩法官社團，以鼓勵法律工作者能獨立於政治操控之外，使得政治不能完全控制司法，鼓勵越來越多不屈從於當權者意志的法官、檢察官反抗。
但如今因爲通貨膨脹和匯率問題，司法獨立的現狀發生了急遽的改變。這是經濟危機帶來的後果，現在法官的薪水實際極少，也可能導致更多腐敗。對於社團中的法官來說，假設獲得200美金工資，其實際價值也許已經只是1年前十分之一。「當他們甚至不能給自己的家庭提供食物和居所的時候，你還能怎麼鼓勵法官保持司法獨立？經濟狀況確實改變了我們組織所面對的現狀，主要是黎巴嫩，突尼西亞儘管沒有那麼嚴重，但也是如此。」
在處處充滿危機的社會環境中，Ghamroun與他的同事們表示，他們正在一個連法治的基礎都不健全的現狀之下推廣法治。Ghamroun直言，他必須道出他的擔憂，但與此同時他們會繼續在司法獨立、關注弱勢群體權利，社會經濟不平等、社會正義等議題上努力。
「在獨裁體制和經濟危機之下，法治的推進將會遭遇一個困難時期，但我們有極大的決心繼續工作。」他最後說。
「在獨裁體制和經濟危機之下，法治的推進將會遭遇一個困難時期，但我們有極大的決心繼續工作。」他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