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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傳統思想的著名學者余英時8月1日在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家中去世，享年91歲。他利用自己對古典文獻的掌握追溯中國數千年來的演變。

他的家人在一份聲明中證實了他的死訊。

余英時教授對中國思想、文學和歷史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建立在中國農村傳統教育的基礎上。

戰爭、革命和反覆的顛沛流離塑造了他的早期生活。1937年，當日本軍隊入侵中國時，他被送到親戚家。那裡是中國東部安徽一個與世隔絕的地區，溪流和山脈交錯，一片鬱鬱蔥蔥。

在那裡，老師教他閱讀和寫作文言文的嚴格要求，這與在城市中流行的西式現代課程相差甚遠。他說，這種教育以及沉浸在鄉村生活中的經歷使他不同於許多同時代的人。

余英時在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在鄉下生活了這麼多年，無意中對中國傳統社會獲得了親切認識。」

在職業生涯中，余英時曾去過香港和台灣，以及幾所常春藤盟校，在這個過程中，他經常回到這個主題：中國悠久的傳統可以成為啟蒙、個人尊嚴和民主的源泉，而不是它們的敵人。

當他在1940年代開始研究歷史時，「凡是看起來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都被解釋為偏離了文明進步的普遍準則，」2006年余英時在國會圖書館接受約翰·W·克魯格人類研究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 for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Humanity)時在演講中說。「如果以史為鑒，那麼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基本價值上似乎有大量的重疊共識。」

余英時在華語世界的卓越地位跨越了地緣政治的障礙，並延伸到了學術界之外。他的去世在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引起了廣泛的悼念，在這些地方，他的書被廣泛閱讀，儘管他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令執政的共產黨深惡痛絕。台灣總統蔡英文稱讚他為「史學大師」以及民主理想的守護者。

「余教授被大陸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視為精神支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中國思想史教授丘慧芬說，她與人合編了余英時的兩卷本論文選集，於2016年出版。「在我們這個時代和未來，都不會有第二個余英時。」

儘管他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令執政的共產黨深惡痛絕，但余英時的著作在中國仍被廣泛閱讀。

余英時出生在中國北方的港口城市天津，他說自己的生日是1930年1月22日，但丘慧芬說，他的出生日期從陰曆轉換過來，可能有所不同。

他的母親張韻清在生他的時候去世，他早年的生活受到了父親余協中不斷換工作的影響。余協中是一名歷史學教授，曾在美國留學。

余英時在中國東北的瀋陽上大學，但他在內戰中逃離戰場。1949年，毛澤東將這座城市設立為新的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之際，他在北京的燕京大學繼續學業。

1950年，余英時來到香港看望父親，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到處都是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當他返回北京的火車發生故障時，他突然決定回香港繼續他的學業。

「這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永不能忘。」

即使在香港，他所受的教育仍然是傳統的。他在新亞書院學習，師從致力於傳統學習的中國歷史學家錢穆。余英時致力於中國古典學術研究，同時還到圖書館閱讀有關歷史和社會思想的英文書籍。

他於1955年作為訪問學者前往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並延長逗留時間成為研究生，於1962年在那裡完成博士論文。他是一個要求嚴格但非常大方的老師，曾在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哈佛大學、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87年，他加入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成為該校胡應湘58年中國研究講座教授(Gordon Wu ’58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他寫了中國歷史的方方面面，」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研究榮譽教授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在電子郵件中寫道。「當我們在正式投票決定聘用他時，我們的中國研究專家團隊都意識到，余英時在我們的每個專業領域都至少有一篇重要的論文。」

余英時的妻子陳淑平是一名教師，她也精通文言文，夫妻倆經常討論工作，是他「智識上的伴侶，探究精神與他相得益彰，」裴德生說。

上海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教務長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電子郵件中回憶道，當她還在耶魯大學讀研究生時，有一次，她和陳淑平吃力地為一段難讀的文言文斷句。

「她那天晚上打電話說，『英時說這段話有五種不同的斷句方式，都有可能是對的』，」衛周安說。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目錄顯示，余英時出版了102本中英文書籍，包括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版本。

余英時的文章中既有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觀點，也有現代的靈感。他的著作包括兩卷關於以深奧著稱的儒家思想家朱熹的中文研究，以及《士與中國文化》（2003）和《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2021）。

他相信，中國的傳統比批評者和一些仰慕者所認為的更加多樣和寬容，在現代可以成為開明價值觀和民主進步的載體。他堅持認為，知識分子作為這些思想的守護者有責任推進這些理想。

在1989年中國政府鎮壓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後，普林斯頓大學開始了一項接收流亡中國知識分子的倡議，余英時是堅定的支持者，他跟他們談起了他們事業的重要性。

「他是大學者，所以他出來講話是更有分量的，」中國記者、紀錄片製作人蘇曉康在接受採訪時說。「他的學問沒人敢懷疑，他出來講話，共產黨沒辦法，也不敢批評他。」

2001年從普林斯頓退休後，余英時繼續授課、寫作和接受採訪，以表達他對台灣民主的支持。他還對香港最近遭受的嚴厲打擊表示遺憾。1978年，他隨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大陸，但他從未想要回去。

他身後留下了妻子、兩個女兒朱迪·余(Judy Yu)和西爾維婭·余(Sylvia Yu)。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的目錄顯示，他出版了102本中英文書籍，包括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版本。

「他所代表的那種人文主義學術總是會獲得極大的尊重，也許在某些中國圈子裡尤其如此，但如今這種情況越來越少見，有時還會被斥為『無用』，」衛周安說。「他可能會問：我們憑什麼預先決定『有用』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