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轉人類命運——從化解臭氧破洞到發明活體藥物,守護地球與生命
202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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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

《科學人》
No.297 (2026年11月號)

 


 

科學是信仰也是責任,本屆唐獎永續發展獎與生技醫藥獎得主秉持這份使命,為全人類的氣候及抗癌議題尋獲解方。

 

撰文/徐湘芸

 

重點提要

❶ 唐獎永續發展獎得主索羅門曾深入南極解答臭氧洞之謎,她的研究推動全球政策轉型,為環境治理樹立成功典範。
❷ 唐獎生技醫藥獎的三位得主把人體細胞重塑為能夠攻克癌症的活體藥物,突破傳統化放療瓶頸,成功救治許多絕望的重症患者。

 

      當氣候危機迫在眉睫、人類健康面臨新威脅,科學如何成為扭轉命運的力量?唐獎試圖回應這項關乎全人類存續的提問。每兩年頒發一次的唐獎,表彰在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與法治四大領域帶來突破的學者,今年9月19日,第七屆唐獎頒獎典禮於台北表演藝術中心球劇場隆重登場,多數獲獎者皆遠渡重洋飛抵台灣,共襄盛舉。

      這也是唐獎創辦人尹衍樑離世後的首次頒獎典禮,接任董事長的尹崇堯致詞時,特別重申父親創立唐獎的初衷:「他夢想著一個知識服務於良知的世界,希望把這個獎項託付給世界:凝聚最睿智的心靈,解決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唐獎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夢想,那個夢想並未隨他的離世而終結。」

      如此宏大的願景,在永續發展獎得主索羅門(Susan Solomon)身上得到了印證。她研究臭氧層的歷程是科學守護地球的最佳寫照。她獲頒獎項時說道:「正如預期,如今臭氧洞開始緩慢復原,也讓我一生的研究圓滿了。」這番話標誌著科學帶來的轉機,也像為她跨越半世紀的學術生涯寫下動人註腳。

 

面對環境問題 我們並非束手無策

      索羅門科研生涯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就,莫過於她提出了臭氧層破洞成因的假說,並親自深入極地驗證。1980年代初,傳統理論預測臭氧層在百年內僅會微幅消減5~10%,卻難以解釋英國科學家當時在南極觀測到高達50%的劇烈損耗。為了解答這個謎團,1986年8月,索羅門率領美國國家考察隊,頂著零下40℃的酷寒,抵達南極最大的科學研究中心麥克墨度站。

      「時間是中午,太陽才剛露出地平線。」索羅門回憶,在短日照的極端條件下,研究團隊透過光譜儀捕捉到高濃度的二氧化氯(ClO₂),推翻過往氟氯碳化合物(CFC)的反應物能保持穩定的想法。結果證實,過去科學界忽視了極地的特性,在冬季的極夜裡,酷寒氣候下形成的冰晶雲提供了特殊的反應介面,促使原本穩定的氯化合物轉化為易受光解的活性結構。當春天重新迎來陽光,這些化合物經紫外線照射後迅速釋放出大量活性氯原子,搶走臭氧分子中的氧、將其分解為一般的氧氣,造成臭氧層破洞。

      這項打破傳統觀點的發現,其實一度備受質疑。索羅門笑稱當時主流學界不相信雲層表面會出現非氣態的化學作用,連同事也一笑置之。然而,正是團隊親自深入南極蒐集到的異常數據,補齊了化學機制的關鍵拼圖,證實CFC就是破壞臭氧層的罪魁禍首。

      40多年前,索羅門率隊遠赴南極帶回的珍貴數據,揭示了CFC對大氣與臭氧層的污染,促成1987年《蒙特婁公約》的簽署,嚴格管制破壞臭氧層的人造化學物質。

      《蒙特婁公約》做為史上唯一由197國共同締結的環保公約,其影響力遠不只是政策層面。這更推動了技術轉型,連當初研發出CFC的跨國化工巨頭杜邦公司(DuPont)都在1988年宣佈逐步停產,並轉而投入替代品的研發。

      「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索羅門表示,當大眾意識到髮膠、體香劑與噴霧產品等隨處可見的日用品正在破壞臭氧層,加劇紫外線的威脅時,「消費者自主發起抵制行動,這讓原本極具利潤的生意失去了市場。」為此,業者研發出多樣的替代方案,例如把麥當勞的保麗龍盒替換成紙盒,改用酒精取代工業溶劑,或是用無害氣體替換噴霧罐推進劑。這場從科學研究到公民行動的變革,為全球環境治理樹立了最具標誌性的典範。

      數十年過去,CFC漸漸從地球上消失,臭氧洞也正邁向復原,儘管仍需40~60年,才能重現1980年代的天空,但這已足夠令人振奮,索羅門期望:「如果我能像我祖母一樣活到101歲,還有機會親眼看到臭氧洞澈底消失。」

      趁著這次訪台的機遇,索羅門也受邀前往國立中山大學參加唐獎大師論壇,把她近半世紀的極地探索與氣候研究,傳承給下一代青年學子。她開朗地讚歎:「能來到這個美麗的城市,真的感到無比榮幸與開心!你們有一座多麼美麗且充滿活力的港口,還有一所如此美麗的大學。」

      面對滿場師生,索羅門坦言,研究臭氧層與氣候變遷是她科學生涯的福氣與使命。回顧1987年《蒙特婁公約》成功拯救臭氧層的歷史,面對環境問題,她歸納出不可或缺的「3P策略」:這必須與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Personal),讓大眾能明確並切身感受到威脅的存在(Perceptible),且發想出可被大眾所信任、實用的解決方案(Practical)。

      當索羅門把目光轉向氣候議題時,她點出了二氧化碳的特殊危害。全球平均氣溫從1970年代起,就脫離了自然變異的範疇,面臨暖化的警訊。根據她的研究,二氧化碳與其他溫室氣體不同,能在大氣中留存千年,這意味著人類即使此刻停止所有碳排,海洋的熱膨脹仍會持續作用,氣溫頂多持平,難在短期內下降。

      儘管挑戰看似嚴峻,她卻並不悲觀。「今日的氣候變遷雖更為複雜,但也絕非無法克服的僵局。」索羅門強調,關鍵在於善用第三個P,即實用的解決方案(Practical),思考政策如何引導科技,「基礎當然就是科學。」

      回到論壇現場,多位國內頂尖學者也與索羅門交流對談。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寶貫借鏡歷史,他聯想到根據史料記載,17世紀明朝曾遭遇整整六個月滴雨未下的極寒乾旱,導致饑荒而人民起義,引發了一連串社會變遷的連鎖反應,最終成為明覆滅的開端。「當我們把環境變遷與歷史連結,人們會更容易理解氣候是非常重要的議題,這需要每個人共同努力。」

      曾任成功大學校長、公共衛生專家蘇慧貞則從社會平權視角剖析。「環境危害或許是所有人共同面對的,但風險卻並非平均分擔。」面對氣候變遷,人們預防暴露、識別風險、獲得醫療以及從衝擊中恢復的能力卻有著顯著差異。因此,她認為必須釐清「誰最脆弱」,考慮性別與收入、職業、年齡、身心障礙、移民身份的交織性,並創造讓所有人都能健康生活的條件。

      對談尾聲,蘇慧貞為索羅門的3P策略補上第4個P「參與」(Participation),她認為每個人都必須為此負責,「科學提供證據,信任賦予證據社會意義,政策把證據轉化為集體選擇,最後,公民參與為這些選擇注入政治合法性。」

      面對學者回響,索羅門也建議在座每個人思考自身的位置,無論是身為科學家試圖把議題轉化為大眾的切身感受,或是身為工程師投入綠色技術,她強調,推動這一切的終極樞紐,依然是集體的意志,「這些投身問題的作法,都是我們身為公民可以思考的方向。」

      索羅門對地球環境懷抱著深刻的關切,並以數十年的心力證明,儘管人類力量渺小,依然能以實證與集體行動扭轉地球的命運;這份對科學的堅定信仰,同樣貫穿在獲頒本屆唐獎生技醫藥獎的羅森伯格(Steven A. Rosenberg)、薩德蘭(Michel Sadelain)與瓊(Carl H. June)身上。

      這三位得主在癌症治療領域帶來了顛覆性的躍進。面對棘手的癌症威脅,他們跳脫過往放射與化學治療的傳統思維,把目光投向人體自身的防禦體系,並利用基因與分子工程重塑免疫細胞,賦予其精準重塑導航與自我增殖的能力,創造出能精準打擊病灶的「活體藥物」(living drugs)。

 

對抗癌症也對抗未知

      當代癌症治療的新起點,要追溯至半個世紀前對細胞免疫學幾乎一無所知的年代。羅森伯格回憶,1950年代,連權威期刊《免疫學期刊》(Journal of Immunology)索引都找不到「淋巴球」,「當時人們並不了解這些在體內循環的小細胞有何功用。」

      改變羅森伯格信念的,是他在外科住院醫生實習期間照顧過的特殊病患。「你可以從病人身上學到很多教科書裡找不到的寶貴知識。」一位患者因移植了帶有癌細胞的器官,加上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導致癌症在體內擴散。但當醫療團隊停用免疫藥物後,患者自身甦醒的免疫系統開始排斥移植器官的同時,竟連同癌細胞一併消滅;另一位則是早年胃癌轉移肝臟的患者,在未受治療的情況下,腫瘤奇蹟般地自發性消退,「顯然他的身體學會了如何摧毀這種疾病。」

      這兩個病例使羅森伯格意識到,人體細胞或許本身握有抗癌的潛能。他鎖定白血球中負責辨識並對抗腫瘤的T細胞,並研究能刺激其擴增生長與活化的關鍵激素「介白素-2」(IL-2)。經過臨床試驗,約17%的黑色素瘤與腎癌患者體內腫瘤明顯消退,且數十年未再復發。這項突破隨後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批准,成為史上首個癌症免疫療法,羅森伯格也被譽為免疫療法之父。

      不過,羅森伯格發現,全身注射激素刺激免疫系統療效有限,更帶來強烈副作用。為了實現精準地對症下藥,他轉換思維,改從患者的腫瘤組織中,直接提取會穿透血管並滲透組織的淋巴細胞。團隊用IL-2在患者體外活化淋巴細胞並增殖再輸回,這讓治療成效提高到56%,被稱為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療法。

      TIL療法獲得階段性的勝利,臨床上卻陷入瓶頸,許多癌症患者的腫瘤組織無法分離出抗癌T細胞。羅森伯格轉而思考,能否抽取普通T細胞並透過基因改造提升抗癌活性;然而,把基改細胞輸回人體在1980年代從未有先例,「事實證明,這是很難獲得批准的臨床方案。」

      羅森伯格至今仍保留著當年實驗室筆記本的一頁,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計畫必須獲得14個審查委員會的許可,過程即使曾獲得多數決通過,仍遭駁回,要求重審並取得所有委員的一致性決議。

      歷經漫長的法律與行政拉鋸,羅森伯格終於在1989年5月完成人類首例基因改造周邊血淋巴細胞的治療,初步驗證了基因改造的安全性,也為日後的免疫療法奠定了基礎。

 

CAR-T 開創活體藥物時代

      不同於羅森伯格的嘗試,另外兩位唐獎得主薩德蘭與瓊則是透過基因工程,賦予T細胞自動導航與精準殲滅癌症的能力,也就是「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CAR-T)療法的原理。CAR是一套由基因工程合成的人造受體,接在T細胞的細胞膜上,就像裝上專屬的導航雷達,再把這個武器輸入患者體內。

      不過,這項醫療革命的背後,經歷了一段艱辛的過程。早在1980年代,以色列科學家曾裝上zeta鏈,試圖傳遞啟動訊號,臨床試驗卻接連宣告失敗,原因是T細胞能成功進入體內辨識出癌細胞,但續航力不足,無法持續複製與作戰。

      第一代CAR-T的挫敗,反而給了薩德蘭關鍵的啟發。他意識到,T細胞要在體內長效抗癌,除了啟動攻擊的訊號,也必須具備維持活性並驅動分裂的「共刺激結構域」(例如CD28),這也就是第二代CAR-T的原理。

      由於過去沒有先例,加上基因治療風險高,薩德蘭的構想不受產業支持,全美甚至全球幾乎沒有藥廠願意資助,論文更屢遭退稿。面對這項困境,薩德蘭並未放棄,他與研究夥伴——也是後來的妻子里維埃(Isabelle Rivière)決定自己動手做,在醫院內部從零建立起合規的無塵細胞製造設施與審查流程,才取得FDA的臨床試驗許可。

      經過反覆的試驗、審查與溝通,2007年他們為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患者注射改良的第二代CAR-T,實驗結果十分成功,骨髓中的癌細胞在短短數天內被完全消滅,向世人證明了這項療法的可行性。當年,薩德蘭受訪時把這些在體內持續生長、巡邏並記憶敵人的人造T細胞形容為「活體藥物」,這個詞也沿用至今。

      回顧一路走來論文屢遭退稿、又找不到投資的歲月,薩德蘭獲頒唐獎時說:「我深切感謝所有同事,當這項工作被貼上『科幻小說』標籤時,他們仍冒著職涯風險與我並肩作戰。」

 

科幻小說般情節

      同樣是生醫獎得主,瓊指出,過去20年來,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下降1/3,「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但他也笑稱,「可惜科學家並不擅長向公眾分享成果,讓大家了解科學研究如何造福人民。而這正是唐獎真正的價值。」不只如此,瓊也把這項榮耀獻給過去接受臨床試驗的患者,「我們對這些勇敢的試驗患者感激不盡,任何獎項都無法償還這份恩情。」

      正如薩德蘭的經歷,瓊也曾經歷CAR-T不受信任、資金幾乎斷絕的低谷。「基本上只有薩德蘭和我的單位繼續這項研究,過程並不順利,這些成果都是幾十年累積而來的。」儘管如此,瓊並未退縮,反而從過往的研究找到突破口。

      這項靈感源自他早期投入愛滋病毒(HIV)的基因療法研究。雖然當時未能直接根治愛滋病,但瓊卻在過程中研發出體外擴增T細胞的技術,打破了細胞無法大規模量產的瓶頸,這後來更納入全球CAR-T臨床與商業化製造的標準流程,成功將這項活體藥物從實驗室推向全球市場。

      在唐獎的大師論壇上,在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服務的瓊,仔細地分享了團隊過去救治的患者案例。2010年,團隊首次治療難治性白血病,使用第二代CAR-T成效十分顯著,患者病情也不再復發,相關研究於2011年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上。

      抗癌初見成效,CAR-T療法卻面臨了其他考驗。2012年,團隊收治第一位兒科患者懷特海德(Emily Whitehead)接受輸注治療後,體內細胞素濃度卻暴增逾千倍,高燒41.1℃三天不退,甚至一度併發多重器官衰竭。瓊解釋,這場高燒源於免疫系統被高度活化後引發的「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CRS),劇烈的發炎也代表著強效的抗癌機制正在運作,「當時她體內超過5磅(約2.27公斤)的腫瘤,兩週內便澈底消失。」

      面對細胞素風暴問題,瓊回想自己曾任臨床免疫學學會主席的見聞,並聯想到患有關節炎的女兒所使用的抗發炎藥物,因此果斷嘗試以該款關節炎藥物進行治療,成效出色,即時拯救了懷特海德的生命。這款藥物後續也獲得FDA的聯合批准,成為全球所有CAR-T療法標準的必備解毒藥物。

      多年過去,昔日瀕死的女孩已長大成人,懷特海德正好就讀於瓊所在的賓州大學。2025年3月美國政府削減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預算時,懷特海德也走上華盛頓國家廣場的集會現場,為科研預算發聲:「如果沒有研究資金,我將無法站在這裡。」瓊重申,唯有公眾理解基礎研究的價值,科學才能持續造福人類。

      正是當年臨床試驗的成功,奠定了商業規模化的基礎。在瓊與團隊的努力下,促使FDA於2017年正式批准全球首款CAR-T藥物祈萊亞(Kymriah)上市,為免疫療法劃下重要的里程碑。截至2026年,FDA已批准七款用於治療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的CAR-T細胞療法。

 

攻克僵局的關鍵策略

      全球已有五萬名患者接受CAR-T治療,但瓊坦言,市面上技術迭代依然緩慢,「令人沮喪的是,目前獲准上市的CAR,大多仍是十年前薩德蘭和我的實驗室設計的框架。」即便CAR-T在血癌與自體免疫疾病中成效顯著,但面對佔癌症九成的實體癌卻無計可施,首要難關在於免疫細胞進不了腫瘤,以胰腺癌為例,腫瘤周圍有大量物質阻擋了細胞浸潤。

      為了打破僵局,瓊的實驗室轉向尖端科技。他們今年6月發表於《細胞》(Cell)的研究,顯示了這項技術突破瓶頸的可能。團隊把期刊文獻檢索系統(PubMed)全部文獻與手邊資料輸入ChatGPT、Claude及Gemini三大模型,並反覆模擬腫瘤特異性與脫靶風險,成功找出最廣泛適用的標靶,並以RNA定序驗證其可行性,「我們透過這種方式學到了很多。」瓊坦言,成果令人驚喜,AI挖掘出的選項甚至包含了他從未設想過的可能。

      瓊專注於鎖定攻擊目標,薩德蘭則選擇重塑T細胞這把武器。有鑑於實體癌的腫瘤微環境十分惡劣,T細胞往往會因強烈刺激而迅速疲耗,並失去殺傷力。薩德蘭先是開發出「1XX」架構,把內部的三個活化訊號調降為單一傳導,僅需低劑量就能持久作戰;另外也調整T細胞的設計,大幅提升受體的敏感度,如此一來T細胞就算面對標靶極為稀少的實體癌,也能精準辨識並一舉殲滅,盼使細胞療法從血癌拓展至實體癌與其他自體免疫疾病。

      薩德蘭提到,由於自體細胞治療需要經過跨國製造與來回運送,過程不僅耗時且造價昂貴。近年醫療界對不必使用患者自身細胞、能直接供應的「異體細胞治療」寄予厚望。儘管這項技術挑戰極高,但這是一個極佳的研究方向。他分析,異體療法的核心瓶頸在於輸入外源細胞時容易誘發免疫排斥。目前美國與中國已展開試驗,嘗試進行多重基因剪輯並降低排斥反應,但是仍需要長期臨床追蹤來驗證。薩德蘭總結道:「自體療法正在變得更簡單、更快速、更便宜;而異體療法則充滿各種潛力。」

      跨越了技術與成本的關卡,監管制度往往是最後一道高牆。薩德蘭回憶,2007年向FDA申請試驗時,監管機構因保守態度不准預先化療,「導致我們白白浪費了兩年寶貴的時間。」瓊也有這樣的經驗,他批評:「這顯然是不對的。我們需要一個以患者為中心的系統。患者應該在決定自己承擔多少風險時擁有更多發言權。」

      台灣日前通過《再生醫療法》、《再生醫療製劑條例》修法,為免疫療法揭開新的篇章。在論壇上,身為現場產業代表,台康生技執行長劉理成指出,憑藉台灣在臨床的優勢、完整的生物資料庫以及發達的資通訊產業,「台灣能在哪方面對新一代細胞療法,做出最有意義的貢獻?」

      「從地理的角度看,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最佳切入點。」瓊的答案是,台灣做為全球半導體晶片的領航者,可以把細胞設計與製造列為高優先事項。而薩德蘭則強調了技術落地的關鍵:「保持良好的『產學合作』至關重要。」學術研究是推動產業進步的動力,而業界又具備規模量產與銷售的能力,兩者缺一不可。

      科學的力量不在於抽象的理論,借鏡本屆唐獎得主的經驗,得以看見科學能化解環境危害、拯救人類性命的可能。索羅門用幾十年的研究生涯,親眼見證臭氧層污染的問題逐步緩解,而羅森伯格、薩德蘭與瓊投入的心力,也為癌症治療點亮曙光,懷特海德的案例就是最好的證明。

      瓊在得獎致詞的最後,也勉勵下一個世代,「給年輕科學家們,在你的工作領域中,為看似不可能的想法留出空間,並嚴謹地驗證。」這些研究者終其一生保持著對科學的信仰,正如索羅門在典禮尾聲引述了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名言,如同為人類永續未來送上祝福:「光明的未來正向我們招手。責任在於我們,透過勤奮、誠實與正直去摘取璀璨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