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漢學系列報導4(中央社記者陳至中台北20日電)第二屆唐獎漢學獎頒給國際儒學先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他鼓吹東西文明對話,且擅長提出「方法論」,而非結論。
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表示,漢學研究興起於17世紀的法國,最早是「獵奇式」的,經過1、2百年震盪,漢學逐漸形成一套知識體系,有時切中要害,有時卻也是西方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想像與投射。
近代漢學在二戰後,強調中國與歐美、周遭國家的國際互動,主軸放在中國研究、區域研究中,以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作為代表。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則是另一大山頭,他主張漢學不能簡化為國際關係和區域地理,而應從內部文化思想著手。
王德威說,狄百瑞提醒我們,必須「要把簡單的事情,還原到複雜的歷史脈絡裡。」
狄百瑞努力讓東西文化對話,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找尋近代西方觀念的影子。中研院院士林毓生表示,狄百瑞最大的貢獻是提出「方法論」,而非「結論」,問了許多關鍵問題。
林毓生舉例,就「歷史決定論」來說,自由、民主、法治等觀念,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中國沒有西方「教會」下世俗事務與精神事務的分列和制衡,逐步產生限制權力的脈絡。中國始終強調「內聖外王」,把道德和政治看成同一件事。
然而,狄百瑞卻指出,中國雖無條件,卻還是產生了許多「自由傾向」,例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到的宰相權力和公論的監督制衡。
林毓生表示,狄百瑞點出了問題、提出研究的方法,他發展出文明對話與比較研究,但也提出「儒家困境」,例如缺乏法治觀念、知識份子較與人民脫節。
林毓生說,狄百瑞認為東西文化可以互相補長截短,例如西方個人主義造成的缺陷,可用帶有強烈「社群主義」的儒家思想作為補充。「東方文化不只是被動,也可對西方主流文化有積極、創造性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