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基金會六月二十日宣布，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著名史學家余英時教授為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教授「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尊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唐獎是由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博士於二○一二年十二月設立，旨在表彰得獎人在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領域上的卓越成就，並且獎勵對世界具有貢獻與影響力的學者。唐獎由中央研究院評選，獎金為新台幣四千萬元。
唐獎所獎助之「漢學」，意指廣義之漢學，包括研究中國及其相關之學術，如思想、歷史、文字、語言、考古、哲學、宗教、經學、文學、藝術（不包含文學及藝術創作）等領域。漢學獎旨在表彰漢學領域之成就，並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之貢獻。
唐獎漢學獎評選過程嚴謹，競爭激烈。候選人都經邀請推薦，參與角逐。為籌辦本屆漢學獎，中央研究院發函全各著名大學校長、高等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以及相關學科與相關機構的著名學者，邀請提名。提名人推薦優秀人選後，再由中央研究院聘請舉世著名漢學家評選，經嚴謹討論而凝聚出國際共識後，得獎者才脫穎而出。
余英時教授是享譽國際史學大師，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他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中西學界一致推崇余先生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除了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屢屢創新，余先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治史宗旨也鼓勵年輕學者以新方法、新角度瞭解與詮釋中國文化。余先生的影響並不局限於中國思想史界，他獨特的詮釋又加深現代中西方社會對中國數千年歷史與文化之瞭解。
一九三○年，余先生生於中國天津，祖籍安徽潛山。余先生早年肄業於燕京大學，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教授，獲歷史學之哲學博士學位。哈佛畢業後，余先生入密西根大學執教，一九六六年重返哈佛作育英才，一九七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七三年秋向哈佛告假二年，擔任母校新亞校長，並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一九七七年，先生任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一九八七年，轉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校聘講座教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任康乃爾大學第一屆胡適講座訪問教授。二○○一年，余先生自普林斯頓大學榮退。
余先生著作等身，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發表著作以來，六十年間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共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影響遍及東西方學界。在龐大的著述中，余先生的貢獻與學術特色，約有以下各點：
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涵括了幾乎上起三代，下至明清，甚至當代的各個階段，在當今學界，甚為罕見。一九六七年，他的首部英文專書出版，在美國學界開始嶄露頭角。其後，有感於自己英文研究成果在東方讀者有限，余先生乃改用中文撰述，期待研究成果可以傳播到西方漢學圈外。《歷史與思想》是余先生在台灣刊行的首部論文集，準確呈現其個人的治學取向，貫穿了中國文、史、哲之間的關係，而且並比中、西文化與思想間的異同。集中所收部分論文，後來紛紛發展成為專書。中年以後，余先生主要以中文論學，此書乃開端。
除了早期有關漢代死後的世界觀（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1962）、漢代胡漢經濟交通史（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1967）等英文著作外，余英時教授尤對中國知識人（士）的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化史卓有研究，並提出許多發人深省的議題，例如有關古代中國「反智論」及其後世之延續、古代中國知識人身份與角色的轉型、傳統時代知識與政治之間複雜的關係等，為中國文史領域研究提供新方法與新思路。此與余先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學、歷史與文化理論，轉而重新詮釋中國思想與文化有關，也是他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命運始終深切關懷的結果。
余先生雖以研究中國傳統為主，但由於他對傳統與近現代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均有同樣深厚的理解與掌握，因此，所撰有關近現代思想史的著作同具重要性。在深入探究胡適、陳寅恪及錢穆等大師的著作後，他對近代重要知識份子的學術地位及治學理念的闡發，也是有目共睹。如陳寅恪在共產黨專治下所作的隱語詩，經過余先生破解，學界方能窺知其興亡遺恨與對時局的針砭，深入認識其人。
余先生於普林斯頓大學榮退後，又發表長達千餘頁的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益為國際漢學界的盛事。此書運用一切有關史料，分析中國傳統士大夫訴求的「得君行道」的理想，尤其是此一理想在宋代的政治、社會、文化與思想史上興起的原因與過程。由於此書內容豐富，思路清晰，今後凡從事中國傳統在近現代中國的意涵者的研究者，均難以不正視此書所蘊含的重大意義。
余先生平日撰述多以專業為主，閒時亦針對文化及政治現況發而為文，關心的層面擴大，並且劍及履及，嘗多方聲援兩岸的民主運動。儘管余先生評論時局甚篤，終其一生並不曾參與實際政治，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其出發點乃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二○○六年十二月，余先生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中西方學界皆推崇先生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盛讚其人道：「余英時教授就是他筆下的中國『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與經歷都在反映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