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唐獎教育基金會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座標位於臺灣的「唐獎」，每隔兩年的九月頒發，共有四大獎項，分別為「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與「法治」，以表彰重要的研究者，對於人類文明做出的重大貢獻。
其中，頒予醫學、藥學等領域的傑出貢獻的唐獎生技醫藥獎，與一般人日常生活、生老病死最息息相關。在這過去的幾十年間，生技醫藥日新月異，無論是為癌症找到免疫療法、標靶藥物等新療法、破解自體免疫疾病、開發便捷的基因編輯技術，都可望對人們生活各層面影響鉅大。
「現代醫學非常的進步，除了疾病的研究之外，疾病的治療也是。唐獎基金會在設立 （生技醫藥獎）的考量，訂立的目標，就是要有原創性的研究，加上有成果對於人類的健康，包括治療、檢測，有實質的助益功效出來。」
唐獎常被視為東方的諾貝爾獎，僅頒發了四屆，繼 2014 年唐獎生技醫藥獎首屆得主 James P. Allison 和 Tasuku Honjo 榮獲 2018 年諾貝爾生醫獎， 2016 年唐獎生技醫藥獎得主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和 Jennifer A. Doudna 也以基因編輯貢獻榮獲 2020 年諾貝爾化學獎，兩屆唐獎生技醫藥獎得主接續獲得諾貝爾獎榮耀。
同是獎勵全球科學研究的桂冠，唐獎跟諾貝爾獎在評選上有哪些區別呢？張文昌認為，諾貝爾獎多著重基礎研究的原創突破，而且授予的範疇時而廣泛。相較來說，唐獎生技醫藥獎的重心，在於基礎與應用研究的同步攜手，需新近於醫療、藥品層面作出實質貢獻。
綜觀過去四屆的得獎者，能夠獲得桂冠，都與近期有進展的實務應用存在直接的關聯。 2014 年，唐獎第一屆生醫獎得主的詹姆斯．艾利森 (James P. Allison) 和本庶佑 (Tasuku Honjo) 對癌症免疫學的貢獻。
艾利森的貢獻，在於證明 CTLA-4 (Cytotoxic T-Lymphocyte Antigen 4) 的抗體可以活化Ｔ細胞、促其殺死癌細胞，並推及至臨床試驗，證明此抗體藥物對特定癌症有顯著治療效果。他的研究構想成為癌症免疫療法的開端，影響深遠。
本庶佑除了發現Ｔ細胞上的抑制受體 PD-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探索其在腫瘤逃避機制上扮演著關鍵角色；爾後也率領團隊，實際參與了開發藥物的工作，並且成果相當嶄新。
「2014 年 3 月討論頒獎給他（本庶佑）的時候，（美國）FDA 還沒核准 PD-1（抑制劑藥物），當時實驗數據已經知道效果很好。我們知道這是個新的發現、是一個新的治療概念的成立。」張文昌表示，而至唐獎於當年 9 月舉辦頒獎典禮時，第一個 PD-1抗體藥物正好在當月獲得 FDA 許可。
這樣的精神，也展現在第二屆，頒予伊曼紐・夏彭提耶 (Emmanuelle Charpentier) 、珍妮佛・道納 (Jennifer A. Doudna) 和張鋒三位得主，開發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 的貢獻。這三位得主，既有由細菌和古菌的傑出研究出發，建立 CRISPR/Cas9 系統；也有獨立改良 CRISPR / Cas9 系統，率先實踐於哺乳類與人類細胞的應用型研究。
基因編輯技術自 2012 年橫空出世，很快獲致世人肯定。多數的生技醫藥領域的進展並沒有這麼快速，由基礎研究到臨床應用，往往是條以數十年計的漫漫路程。
東尼 ‧ 杭特 (Tony Hunter) ，第三屆唐獎得獎人的研究經歷就是個好例子。
他與布萊恩・德魯克爾 (Brian J. Druker) 、約翰 ‧ 曼德森 (John Mendelsohn) 共同由於對癌症「標靶治療」的貢獻得獎。而一切的起點，是杭特於 1980 年代發現酪胺酸激酶 (tyrosine kinase, TK)，除了作為打破當時的認知、基礎研究的重要發現，亦是現今癌症標靶藥物研發的濫觴。
但實際應用發展，則經歷了研究人員超過二十年的前仆後繼，直到 2001 年，第一支酪胺酸激脢小分子抑制劑 (TKI) 標靶藥物「伊馬替尼」 (imatinib) ，由德魯克爾推動上市；2004 年，第一個抑制酪胺酸激脢活化的抗體標靶藥物，也就是曼德森研發的 EGFR 單抗 (cetuximab) 上市。針對癌症專用的神奇子彈「標靶藥物」，才由此問世。
長路迢迢則需薪火相傳，一項重大的生醫藥物研發獲致成果，往往牽涉到領域裡眾多學者長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但唐獎每屆至多頒予三位，該如何取捨決定得獎者，就極度考驗唐獎評選委員會的智慧。
第四屆生技醫藥獎頒予馬克・費爾德曼 (Marc Feldmann) 、查爾斯・迪納雷羅 (Charles Dinarello) 、以及岸本忠三 (Tadamitsu Kishimoto) ，表彰三位利用生物製劑來抑制「細胞激素」(cytokine)、對抗發炎反應的貢獻。細胞激素的成員眾多、機制複雜，尚有許多細節有待釐清，因此對於得獎者的選擇也是煞費苦心。
「像是類風濕性關節炎，（過去）開立的都是止痛、消炎藥物，但是比較不治本⋯⋯；去 (2020) 年選的是最有代表性、效果好、用得多的三個代表性標的。」除了應用於自體免疫及發炎性疾病，這類藥品對於避免 COVID-19 重症引發致死的「細胞素風暴」也有一席之地。
張文昌對於這些生醫藥物發展的歷程、細節，都侃侃而談、如數家珍。他表示唐獎評選的過程中，需要非常仔細澈底地釐清這些複雜的研究脈絡，對於候選人作完整的調查。
「針對每個案例，特別是針對有潛力的得獎者，他們被推薦的研究內容，我們 (評選委員會）的（前期）研究就非常重要。」
唐獎的評選，第一、二屆由中央研究院辦理，第三屆起成立專業獨立評選委員會，邀聘國際著名專家學者組成。候選人的推薦採邀請制，在第一年的 5 月寄發邀請函給有提名資格的個人或機構；至 9 月截止，大約會收到一百多件提名。接著到第二年 5 月之前，則密集研究候選人的相關資料、進行討論。
除了審視候選人的研究原創性、應用性的表現，也會討論各組候選人可能的排列組合。大約 4 月會進入最終評審討論 (final committee) 的階段。
張文昌分享，到了最後討論的少數幾組候選人，都已確認成就重大的學術成果，頒給任何一組，大抵皆屬實至名歸。但每屆獎項只有一個，委員會仍需作出艱難的決定，討論上還是圍繞著唐獎生技醫藥獎的精神，由評選委員會梳理分析，即使是牽涉到跨國討論仍時而熱烈。
評選委員會審慎研議所得的成果，也讓唐獎建立了相當的知名度與國際矚目。得獎者影響力廣泛，在許多國際研討會亦出現唐獎講座，學術交流的精神深受國際的肯定，也讓臺灣有機會被看見。
談及唐獎可能會對未來科學家的影響，張文昌念茲在茲的，還是提醒未來的科學家們，從事相關領域研究要合縱連橫、將基礎學術的成果推及到應用層面。他認為，即使是從事基礎研究，也應盡可能考慮到應用的潛力：
「我們並不是期待（作研究的）每個人都能達到轉譯（為應用）的結果，但這個概念是重要的。基礎的研究往後有可能可以解決臨床的一些問題，有什麼潛力、就一定要想啊。」
他表示當初唐獎基金會成立的時候，他個人對於「生技醫藥獎」的理念就相當認同。當時中研院欣然同意協辦，即使有許多院士成員都在海外，也無損大家參與的熱情，就是希望能鼓勵優秀的研究發展。
雖還沒有臺灣科學家獲得這項桂冠，但張文昌樂觀的認為「國內的研究也越來越好了，希望未來看看臺灣國內的研究是不是也能得到這種獎。」座標在臺灣的唐獎生技醫藥獎，其未來也令人無限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