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唐獎教育基金會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採訪 / 泛科學編輯部、 謝宜安
撰稿 / 謝宜安
在唐獎之中，相較於法治獎、生醫獎、永續發展獎內涵的一目瞭然，漢學獎或許是看起來最為神秘的。然而，它卻據說是唐獎四大獎項中，創辦人尹衍樑董事長最想辦的獎項。
這不禁讓人好奇，什麼是「漢學」？又，為什麼是「漢學」？這一次我們訪問到漢學獎的召集人，包括剛交接的黃進興院士，以及甫上任的新召集人王德威院士，請他們談談漢學獎的內涵、承擔與願景。
黃進興院士是現任中研院副院長，也是漢學獎第三屆與第四屆的召集人。黃院士和藹慷慨，風趣幽默，訪問時，笑聲不時迴響在副院長辦公室中。「就全世界而言，」他說：「唐獎漢學獎是漢學領域『最崇高而唯一的獎項』。」由於創辦人尹衍樑董事長的全力支持，唐獎漢學獎也是全世界漢學最高額的獎項之一。在一般獎項對人文學科挹注不多的情況下，十分難得。
黃院士談到漢學定義的演變。漢學從傳統定義的「外國人研究中華文化」，到如今囊括所有對於中華文化的研究，包括歷史學、文學、人類學、政治學等。研究者也不再侷限於外國學者，中華文化圈的學者也在其中。只是目前尚未出現中華文化圈的得獎者，黃院士希望在可見的未來，可以出現來自臺灣、香港或大陸的得獎者。
唐獎漢學獎的評選過程學習諾貝爾獎，一次發出兩千多封邀請函，邀請學者推舉人選，一次只能推舉一人。黃院士認為，由於評審委員來自國際，因此結論不受限於地方觀點，具備世界意涵。也因為評審委員來自世界各地，各有其相異的學風與價值觀，評選過程難免折衝尊俎。最後，學者們能在宛如學術共和國的評審會議上得出共識，實是困難且難得的。當頂尖學者們堅持己見時，召集人與主席是其中關鍵，需引導他們進行理性溝通，明白各自推舉的人選與原因，最終匯聚出共識。
這過程儘管辛苦，不乏令人感動的事。黃院士談到，曾有一位非常優秀的學者，在會議上盡敘他與另一位候選人長達三十多年的友誼。當委員們以為這是一番推舉之辭時，這位學者峰迴路轉，說他認為這位候選人離唐獎還有一段，推舉了另一位候選人。這可謂「大義滅親」，正因如此，讓人非常感動。
黃院士笑說，至今大陸、香港、臺灣都沒有學者得到唐獎，「看我們多大義滅親」。
評選過程有諸多考量。黃院士提到第一屆得獎者余英時，可謂「（當時）活著最了不起的人文學者*」，然而余英時在此前已得到「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此獎地位相當於諾貝爾人文獎，因此有所顧慮。但黃院士指出，既然討論的是得獎人的資歷與成就，那就不應該顧慮其得獎紀錄。
*備註：第一屆漢學獎得主余英時於2021年8月辭世，晚於本次訪問。
其中斯波義信是日本的優秀漢學家，也是日本漢學界公認最有資格拿唐獎的學者。但當黃院士要說服斯波義信接受唐獎，卻遇到了一點波折。黃院士憶起那時，他與斯波教授談了一個多小時，斯波教授總是客氣的推辭：「我真是非常慚愧，承蒙您看得起。」黃院士緊張得不斷流汗，最後憑著使命必達的責任感祭出絕招，對斯波教授說：「我的老師余英時非常推崇你，他說你的史學境界非常崇高。他是第一屆得主。」斯波教授方才鬆口：「能夠與余英時教授同得這個獎，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黃院士這才如釋重負。
唐獎雖是國際性的獎項，但在地因素也不可忽視。黃院士認為，若是在大陸，要辦一個學術性獎項，必然摻進學術以外的因素，得獎者很可能受限於馬克思學者。由於臺灣擁有自由、民主、多元的社會，不必受政治、民族主義所干擾，能自由地討論。
最後，黃院士談到漢學獎的未來願景：儘管如今歐美文化較為強勢，中華文化位居邊緣。但若是唐獎持續順利運作，可以帶領人們直接而深刻的了解中華文化，這樣一來，作為世界文化之一的中華文化，將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
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院士是漢學獎的新任召集人，他對於漢學的內涵與未來想像十分清晰。他認為唐獎的漢學獎，是唯一鄭重推動「國際對於廣義的中華文化的認知，並肯定領域內專精學者」的獎項。法國儒蓮獎與日本京都獎乍看相似，兩者的定位皆有差異，儒蓮獎主要獎勵以西方語言出版的傑出研究，日本京都獎則關注全球的人文研究。相較之下，唐獎的漢學獎部分是獨步全球的。
但王院士也談到，儘管漢學如今已是全球學界公認的領域，仍有其歷史包袱。漢學從十八世紀在西方興起，是有歷史的專門學科。但是這段歷史卻與現在所謂的「東方主義」糾葛甚深。因此在一般認知上，漢學是古老的、「西方從外部看中國」的通稱。
因此，如何推動「漢學」這一詞彙進入當代的人文視野，需要詮釋。漢學的相對詞是「中國研究」，這一詞彙相對淺顯，即是「關於中國的研究」。但是「漢學」有其定位上的傳承，它代表西方在過去的五百到七百年前，緩慢接觸「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世界」的過程。因此「漢學」這一學科包羅萬象，它提醒我們，中國研究不必只與當代的國際地理政治有關。同時，可以擴大我們對於廣義的中華文化、更廣義的華語文化的認知。在當代，漢學反而成為一個新的、意外的公分母。然而如何把漢學從傳統定義嫁接到當代的新體認，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儘管艱難，王院士認為「漢學」一詞比「中國研究」一詞更好。在二十一世紀，漢學代表的是從外部（無論是地理的外部：西方，東亞，或是時間的外部：現代）的觀點，回看以地理中國為座標的中華文化的發展。這是全球性的工程，其有效性與豐富度，超越現在所定義的中國研究。這是因為「漢學」領域，有強大的歷史傳承作為其支撐。
漢學的領域包括歷史學、人類學、哲學、語言學、文學等專門學科，漢學獎必須將這些學科的學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向重要的學者致敬。這一凝聚共識的過程十分困難，因此得獎者皆是眾望所歸。正因如此，得獎者的年齡偏高，一來反映凝聚共識的困難，二來反映漢學是一門需要時間累積的學問，並非一個科學團隊，或一個公益組織短時間內可成就，需要單一學者長時間的浸淫。這也是推動漢學的挑戰。學問的累積需要時間，但是以推廣漢學的立場，高齡的得獎者難免與最新世代的學生或學者有距離感。
余英時、狄培理、宇文所安、斯波義信、王賡武——這五位得獎者，任何一位都是實至名歸。第一屆得獎者余英時是在文化、思想、政治，尤其是歷史之間來回穿梭的大學問家，相較於現在分門別類的研究，他有中國式的貫通，此後少見。
第二屆得獎者狄培理教授一生堅持儒家思想，以儒家文化為出發點，關懷世界的人類價值與社會秩序，延續了正統的中國思想的脈絡。第三屆得獎者宇文所安是全球古典文學，特別是唐詩領域的泰斗。宇文所安的詩人氣質與活潑的學問，調和了漢學老化、正宗的印象。另一位得獎者斯波義信，則是很難得的日本漢學得獎者。斯波教授專長於宋代經濟史、交通史，也觸及臺灣的華人遷徙史。
第四屆的王賡武教授研究華人的遷徙，討論華人在離開地理中國，來到東南亞與其他地區後，如何與原有的文化產生互動、如何參與世界人文價值的建立與失散。王院士認為，王賡武教授的得獎拼起了當代漢學版圖的拼圖。這五位得獎者已經給唐獎非常完整的座標，讓人理解到現在漢學關注之所在。他們的成就，引領人們認知中國、中華文化與世界性的關聯，是一份令人驕傲的名單。
王院士指出，唐獎在當代臺灣有特別的意義。近幾年臺灣有一種對於歷史、身份的焦慮，唐獎漢學獎若能成其大，可以緩衝這份焦慮。唐獎的「唐」與漢學獎的「漢」就已說明，廣義的中國研究包羅萬有，有其不同文化訴求與政治地理分佈，無論是大陸中國、王賡武所致力的離散中國，或是宇文所安想像的文學中國，都不見得必須在一時一地的政治地理觀下解決。作為唐獎所在的臺灣，藉此輻射出開闊的胸襟與氣派，正是它相較於其他三大獎項的獨特之處。
王院士希望，在拓展這個獎時，能讓大家體會到臺灣所發出的文化能量。這份能量不只為一時一地，而是為了更廣義的，華語文化的銜接與傳承。
